树叶上的一滴露珠

    三下乡中，我坐在敬老院的院子里，一边啃着老乡切的西瓜，一边和他们说话。这让我想起了前年，在我写作博士论文期间的调研经历。

    论文的题目是我自己选的，导师几乎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于是开始着手调研。作为社会保障的研究，实证是必然的。先是编写调查问卷，然后进行试调研。

    试调研是在北京和河南做的。河南去了两个市，全部由我个人通过面对面的一问一答来填写问卷，从中发现问卷设计的一些问题，一边做一边修改，大的修改过程前后经历了三次。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不仅仅是问卷数据的获得，而是在与农民的接触中，实际地了解了很多。我在一个村的调研中，走访了一对老年夫妇，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他们直呼党中央好。然而，谁会想到这位老大爷已近70岁了，因为胃癌做了手术，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就是这样的身体，他除了下地干活，每天还要放羊，因为羊奶是他唯一的营养来源。他们不是没有子女，但是他们的孙辈们正处于高中或大学阶段，学费昂贵，子女们只好在城里开饭店挣钱以应付学费。说到这些，老两口直说：“孩子们不容易，我们不能靠他们。”这让我感到，社会给予他们太少，而索取的太多，有些是不能以金钱来计量的，比如教育。

    还有一个是城中村。村里的土地被征了，村集体将土地补偿费集中起来，给每个老人每月发放50元。也难怪农村要养儿防老，50元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老人，就是他们的全部。村民带着我去看了一个老太太的“家”。一间孤零零的平房，立在菜地里，还是村民实在看不下去了替她修的。有一扇破旧的门，没有窗户，就是一个洞。往里看去，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却只有一个砖垒起来的炕，炕上铺着芦苇席。我的鼻子有些酸酸的。

    去到一个山区里，一位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对我说：“你提的问题也在我家里有，我现在工资就三百多块，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而乡里的干部则问了我一个问题。他们乡有一对老夫妇，老太太得了癌症，看不起病，老头为了筹钱，爬上了50多米高的高压塔上偷电线，结果被抓住送进了监狱。乡干部说：“你能想像一个老头爬到那么高去吗？平时我们看一看都害怕。他进去了，老婆的病也没钱看，应该怎么办？”

    有关农民工的调查则有趣很多。刚开始，我找了在建委专门管外来务工人员的同学，他替我介绍了一个工地让我去。我抱了两百份问卷去了，结果一个工人也没有见到。这很正常，工人都在建筑工地上，活都是包干的，不可能腾出手来填问卷。于是把问卷留给监理，怕工人们没准备笔，还留下了两盒签字笔，说好取问卷的时间。结果到了约定的日子，却只拿回来不到40份，一看笔迹全是一个人的，想必是为了交差，随便糊弄了一下，只好心疼地将这40份问卷作为废卷处理了。那一阵子很郁闷，心里想着如何才能完成对农民工的调查。一个傍晚，吃过晚饭后走出学校瞎转悠，不想就来到了文化馆门前，正在放映一部近乎黑白的露天电影。幕布下，是乌鸦鸦的一片人群，足有上千人，一看居然全是农民工。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呀！第二天，跑到批发市场，买了一百多支牙刷，别人是别针换别墅，我就来个牙刷换问卷吧。没想到这招还真是灵，夜幕还没有降临，农民工们又聚集到了文化馆门前。原来，这附近有很多大型的工地，首都对农民工管理很严格，为了丰富农民工的生活，也是为了防止农民工发生社会治安事件，管理部门采取了放露天电影的方法。那天晚上，牙刷发光了，问卷收回来一百多份。第三天白天，又去批发了两百支牙刷，换回来了要的问卷。牙刷发完的时候，农民工兄弟说：“你们明天晚上再来吧！”

    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不但增加了研究的说服力，也使研究的基础更牢固，而不是闭门造车，痴人说梦。这些年，我们的学者都不大爱下去了，包括张维迎这样的顶级专家，也可以官冕堂皇拿出经济学的理论来说中国大学的学费不是高了而是低了，真是可恨。而有的专家口吐莲花的发言让我在下面发笑。三下乡的时间，我也把自己的一些调研体会与经历说给学生听，我想要告诉他们，做学问和做人是一个道理，就是要踏踏实实，这样你的学问才能做到更好。